一个世界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，早在天启年间的《职方外纪》，就提到了欧洲的众多主要国家，其中竟然包括乌克兰、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与希腊等和明朝全无交往的国家，人文自然地理描述基本正确。欧洲的欧罗巴说法，也是明人首创。明人对中国以外世界的认识，超乎朱国强的想象。

　　甚至当他设立“同文馆”培养外语人才翻译外国书籍时，他意外的发现——居然那么多人会外语，甚至就连自己这边都有不少人会外语。

　　比如陈于阶、孙和武、孙和京，受徐光启、孙元化等人的影响，他们不仅会说拉丁语，而且会使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。除了他们之外，同文馆里还有数十位会葡萄牙语或西班牙语的雇员。对于这些人，朱国强甚至都没有特意网罗，在他提议设立这一机构后，门下的幕僚参军里就有超过五十人毛遂自荐。

　　这简直就让朱国强有种“毛骨悚然”的感觉，当李长楙他们，甚至就是方以智都能熟练的用葡萄牙语、西班牙语，甚至法语说话时，他甚至生出了一种身处二十世纪的错误，别的不说，那怕就是晚清的官场里头，除了海军之外，没有那个衙门里能有这么多人会外语。

　　他们为什么会外语？

　　像李长楙是家学，他父亲是李之藻，利玛窦的好友参与绘制《坤舆万国全图》，李之藻是受地图上的世界之大给震撼到的，所以他才专心西学，其实明末很多人都是如此。他们不是挨了打，然后才想到去学习，就像佛郎机炮，就是明朝嘉靖元年，时任广东巡检的何儒，在葡萄牙商船上看到这种玩意，一瞧便惊讶道“哟，东西啊，咱大明没有，不行，大明天朝必须要有”，于是秘密招募船上的工匠仿制而成，然后很快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

　　主动的学习，源自于强烈的好奇心，几乎每一个来华的欧洲传教士都曾记述了着中国人的这种强烈“好奇心”，就像利玛窦，无论是在南昌，还是在南京，亦或是北京“人们的好奇心好像发了狂”，来访者络绎不绝，就是想了解西方的事情，各地的士子、官员、甚至于皇亲国戚，都对西洋的学问科技充满了好奇。那怕是远在云南、宁夏那样边远地区不能和他见面的人，也会通过书信与他来往，他收到很多信件，许多人完全不认识，但乐于在信中和他探讨天主教、科技等各方面的话题。当然，更多的是科技等方面的讨论。

　　毕竟……这是一个“礼乐崩坏”的时代，是一个不读四书五经为荣的时代。毕竟，咱大明早在正德朝，读书人就把通晓五经视为迂腐。到了万历朝，读书人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喜欢读书。无非就是觉得八股无用，在思想上另谋出路，开始广泛追求知识的实用价值。

　　于是新鲜的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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